根据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2005年的定义，财务重述是指上市公司对前期财务报告中存在的差错进行修正，并对这些差错更正进行反映的过程。它是管理层操纵会计信息的一种主要手段，大量研究表明，财务重述一旦发生，往往意味着公司的会计信息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相比于未发生财务重述行为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更低。[1-2]而财务重述也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使得公司的价值降低，[3]同时，对公司形象带来不利影响；[4]低质量的会计信息也会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的决策过程，降低投资者信心，从而对整个资本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信息技术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已经和新媒体相融合，因此，必须重视对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研究，明确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事、时、势”，通过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充分利用新媒体对大学生政治教育带来的有利条件，化解消极影响，引导学生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使他们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从20世纪90年代起，各国财务重述现象日益严重，企业的会计信息饱受各界的质疑，2001年美国安然事件更是将如何确保会计信息质量提上了日程。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OX法案)颁布，以法律的形式对公司财务报表和会计信息披露提出要求。然而，自SOX法案颁布至今，公司财务重述的现象仍未得到改善。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自进入2003年，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数量持续增加，经历了几年的波动之后，又在2010年有一个大幅的上涨，近年来更是达到年均900余家。具体财务重述的年份分布(见图1)。因此，研究财务重述问题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内学者也纷纷开始关注这一现象，然而，现有研究对于两者关系的结论并不统一，本文试图从风险偏好视角出发，通过分析不同特征带来的高管风险偏好的差异，来研究其对于企业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以此来解释产生现有结论差异的原因。

本文选用2012-2016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从对会计信息质量负责的公司高管团队出发，实证研究了高管团队的人口学特征，如年龄、性别、学历、社会背景等与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关系，并得出了有别于现有研究的结论。本文的可能贡献在于：(1)丰富了高管性别特征与财务重述关系的研究，本文通过对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结论，并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解释；(2)教育背景给高管带来的影响是多面的，本文提出了高管学历与财务重述之间新型关系的假设，并得到实证检验；(3)在高层管理团队(Top Management Team，TMT)研究中引入新的变量——社会背景，并就该变量给出了新的度量方法，验证了其与财务重述行为的关系。总的来说，本文拓展了TMT和财务重述的相关研究，对公司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文献综述及理论分析

财务重述源自以前年度的会计差错，主要是由于公司采取了激进的会计政策所致，而作为会计政策制定者和财务报告编制人的公司高管，其自利行为往往是采取激进会计政策的明显动机。所以，公司高管被认为是导致财务重述的主要内部原因，是财务重述研究领域至关重要的一环。

如长江干流安徽无为大堤惠生堤段，堤基为沙基，地面覆盖土层薄，汛期高水位时容易形成渗透破坏。1998年、1999年长江大水，安徽长江同马大堤有的堤段堤后二三百米处都出现翻沙鼓水险情，为了保证堤防的安全，对很多堤段都采取加做黏土铺盖、堤脚填塘、堤后盖重、增做戗台等措施进行加固处理。如果在上述范围内种树，树根穿透覆盖层，汛期易形成管涌险情。

关于高管的研究，早在1984年，Hambrick和Mason就提出了高层梯队理论，认为管理者的一系列特质，会影响他们的战略选择，并最终影响企业行为。[5]随后，国内外学者以这一理论为基础，对TMT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高管具有的特质分为两类：一类是心理特征，包括认知基础、价值观等，另一类是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教育背景、职业经历、财务状况等。

H2：高管团队男性比例与财务重述行为正相关。

同大部分TMT研究类似，本文主要探讨上市公司高管年龄、性别、学历对于财务重述的影响，除此之外，本文还重点分析不同社会背景特征带来的影响，及其与公司财务重述的关系。

(一)高管年龄

年龄作为最常用的人口学特征，反映了高管的阅历和风险倾向，年轻的高管更愿意承担风险，而年长的高管则倾向于规避风险。[5]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高管认知能力逐渐下降，面对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年长的高管难以获取并整合所需要的信息，在决策时往往缺乏信心；另一方面，老道的管理者为了避免损坏自己的声望和名誉，通常选择附和现行的准则，遵守行业的道德规范以维持形象，导致他们更可能做出保守的决策行为。[6]综上，团队年龄越大，高管的风险偏好越小，他们越不可能因为自利等原因，发生导致公司财务重述的行为。我们假设：

H1：高管团队年龄与财务重述行为负相关。

(二)高管性别

大量心理学和行为学的研究表明，男性高管更加偏好风险、利益、权力和社会地位等。[7]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高管在进行财务决策时，往往因为过度自信而采取激进的会计政策，导致决策失误。[8]此外，随着男性高管比例的增高，同质的思维方式消除了沟通的障碍，降低彼此的社会隔阂，[9]有利于男性高管在财务决策时达成共识，甚者，就舞弊行为达成合谋。例如，管理层通过不正规的会计操作方式，共同操纵财务报告，以谋求经济利益。结合以上分析，我们假设：

（2）减少企业存货。应收账款使存货快速转换为企业的销售收入，促进了企业存货的销售，与此同时也降低了存货的管理费用，存货的减值风险也就随着销售而转移了，从而增加了企业的盈利。

(3)燃煤对路供应。即根据用户和用煤设备对煤种、煤质和粒度的要求进行供煤，如以民用型煤代替散烧原煤，对层状燃烧的锅炉，以块煤、工业型煤代替混煤，以工业配煤代替原煤作一般动力煤等。不仅可以减少烟尘污染，而且可以节约煤炭。

其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需要一代代艺术家加以传承与发展。而今，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正面临着后继无人的险境。人们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识也不够深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人，是重要的传播人与记载者，是活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宝藏。可现状的惨淡，对传承人的保护就更无从谈起了［2］。

(三)高管学历

高管的教育水平一直是TMT研究的重要范围，根据信号传递理论，一个人学历的高低能反馈丰富的信息，学历不仅代表着个人的知识水平、认知能力，往往还能反映其价值取向、行为偏好等。[5]以往关于教育水平对企业行为的研究，大都认为学历高的管理者具有更强的信息处理能力，他们能更从容的应对复杂的经营环境，通过对各种信息的分析，确定适合企业的行为模式。如Bantel研究发现高管受教育程度与企业绩效和企业的创新能力显著正相关；[10]周晓惠等发现相对于低学历的管理者而言，高学历的管理者往往能够意识到盈余管理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不愿意进行盈余操纵以获得暂时性的效益；[11]万宇洵等发现上市公司高管学历与盈余质量显著正相关。[12]当然，也有学者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何威风等通过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的学历水平与企业财务重述并无明显的相关关系；[6]这些学者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为，高学历水平带来的积极效应，依赖良好的内外部治理环境，由于受到中国“关系取向”和“集体主义”影响，企业很难形成这一环境。①[13]

需要注意的是，从管理者自身能力视角出发的假说存在其局限性。首先，财务重述的主要内部原因是管理者的自利行为，[14]而不是管理者能力；其次，由于对公司财务报告和会计信息质量直接负责的，往往仅限于部分高管，如CEO、CFO等，而现有研究对于高管团队的界定是包含董事会、监事会、其他高管在内的整个管理层团队，人数的众多使得学历带来的影响被平滑。整个管理层平均学历越高，并不意味着对公司的财务报表负责的高管能力越高，与财务重述的关系也难以确定。本文更倾向于从风险偏好视角来解释高管学历带来的影响，管理层团队平均学历能反映管理层的风险偏好。根据社会类化理论，受整个团队所处环境的影响，团队中个人的行为模式和对于风险的认知会逐渐跟其他成员趋同；另一方面，“集体主义”也会使不同风险偏好的高管不愿意去发声。基于此，高管学历能代表的某一特定水平的风险偏好，并用该风险偏好水平来解释公司财务重述行为。

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的改革与创新要以理念创新为先导，树立强烈的信息服务意识是高校图书馆进行信息服务创新的基础，新媒体改变了高校图书馆的信息环境，使得图书馆信息服务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因此图书馆必须面对新形势更新其信息服务理念，建立新媒体思维，打破当今的物理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在服务场所、服务时间、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手段等方面的局限性，主动了解读者的信息需求，并能根据读者的信息需求，积极探索，深入分析，提供更多的信息源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充分发挥“信息服务无所不在”的一种图书馆信息服务理念。

为了促进米级高分辨率卫星数据在水土保持管理方面的深入应用，满足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精细化管理的需求，北京市开展了利用1 m高分辨率的卫星数据开展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规划审批的研究与应用探索，目前已在辅助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专家评审、业务审批以及监督管理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

Ns+Inde+Growth+YEAR+INDUSTRY+ε

随着20世纪70年代文化导向的研究方法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以及90年代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形成，人们开始用更公正的态度对待翻译和译者。译者主体性的研究逐渐得到认可，受到西方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我国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也逐渐兴盛起来。研究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性，对于翻译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都具有重大意义。

(四)高管社会背景

Ns+Inde+Growth+YEAR+INDUSTRY+ε

社会背景增多带来的影响与高管学历的增加带来的影响具有相似之处。首先，丰富的社会背景意味着高管拥有更多的专业技能和社会资源，不同背景带来开阔的战略视野，使得高管更加变通，他们对于风险的态度更加开明，更容易做出激进的公司决策。例如，拥有金融背景的高管，借助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更易于进行财务重述这一专业性很强的会计政策选择活动。随着社会背景的继续增加，高管可以从不同角度，对于公司决策行为的后果进行考量，他们可能意识到财务重述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避免短期行为。例如，具有学术背景的高管越多时，他们能预期财务重述会降低公司价值；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越多时，对于舞弊行为容忍程度更低等。结合以上分析，我们假设：

H4：高管团队社会背景与财务重述行为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学历与风险偏好的关系并非线性，更多的呈现出一种倒U型关系。最开始，随着学历的升高，高管能够准确判断复杂多变的环境，更愿意做出改变、尝试新事物并承担更多的风险；[15]随着学历的进一步升高，高管对于相关领域的认识更加充分，他们能深刻地意识到短期自利行为对自己和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表现出更低的风险偏好。风险偏好的高低与高管是否采取激进的会计政策、是否有自利行为进而导致公司发生财务重述息息相关，因此，我们预期财务重述与高管学历也存在类似的关系。结合以上分析，我们假设：

二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Restate=socialback2+socialback+Lev+Roa+Size+Top1+Salary+Sincome+Cr10+Cfo+Loss+Soe+Ns+Inde+Growth+YEAR+INDUSTRY+ε

(二)变量解释

1.被解释变量。本文选用Restate作为被解释变量，若公司当年的财务报告在以后年度发生重述，则定义为1；反之，定义为0。

2.解释变量。根据魏立群[18]等人的研究，同时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高管团队成员定义为包括董事会、监事会和其他高层管理人员在内的所有人员，具体有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总经理、总裁、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副总经理、副总裁、总会计师、总工程师、党委书记和董事会秘书等。

为了验证本文的假设，主要设定公司高管年龄(Age)、公司高管性别(Gender)、公司高管学历(Degree)和公司高管社会背景(Socialback)四个解释变量。四个指标均用公司高管团队特征的平均值来衡量，其中，高管年龄指标为高管团队年龄的均值；高管性别指标衡量高管团队中男性高管所占比例；高管学历指标将学历共分为5个级别，对不同级别赋予不同数值，取其平均数；高管社会背景指标从四个方面衡量，即海外背景、学术背景、政治背景和金融背景，具有某种背景赋值为1，加总每个高管所具有的背景后再取其平均值。

3.控制变量。参考以往学者的研究，本文还设置了如下控制变量(见表一)：财务杠杆(Lev)、盈利能力(Roa)、公司规模(Size)、大股东持股(Top1)、高管薪酬(Salary)、盈利持续性(Sincome)、股权集中度(Cr10)、现金流量(Cfo)、是否亏损(Loss)、产权性质(Soe)、监事会规模(Ns)、董事会结构(Inde)、增长机会(Growth)以及INDUSTRY和YEAR来分别控制行业和年份带来的影响。

(三)回归模型

Restate=age+Lev+Roa+Size+Top1+Salary+Sincome+Cr10+Cfo+Loss+Soe+

H3：高管团队学历与财务重述行为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1)

Restate=gender+Lev+Roa+Size+Top1+Salary+Sincome+Cr10+Cfo+Loss+Soe+

近年来，关于高管具有的某项背景，如高管海外经历、从军经历、贫困经历、学术经历、是否具有飞行执照等等一系列的研究越来越多。特定的背景会影响高管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能决定他们对于风险的偏好，进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例如，周楷唐等发现，具有学术经历的高管能够自我约束和监督，他们逻辑审慎、行为保守，具有较高的风险规避程度；[16]刘凤朝等发现，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有利于企业创新等[17]。但是，现有研究很少关注高管具有的社会背景的总和对于公司行为的影响，本文主要从海外背景、学术背景、政治背景和金融背景四个方面，用四个背景的总和来定义高管拥有的社会背景，探讨其对高管和企业财务重述行为带来的影响。

(2)

Restate=degree+Lev+Roa+Size+Top1+Salary+Sincome+Cr10+Cfo+Loss+Soe+

4)通过研究结果分析得出沼肥的不合理利用和沼气池建设材料的弊端是影响沼气池环境排放和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设计了一款实验用四频带带通滤波器。滤波器基板的相对介电常数为2.33,厚度为0.8 mm,机械尺寸小于21 mm×32 mm,大约为0.18λg×0.13λg,其中λg表示滤波器第一通带中心频率处的基板上的导波波长。

Ns+Inde+Growth+YEAR+INDUSTRY+ε

(3a)

Restate=degree2+degree+Lev+Roa+

Size+Top1+Salary+Sincome+Cr10+Cfo+Loss+Soe+Ns+Inde+Growth+YEAR+INDUSTRY+ε

(3b)

Restate=socialback+Lev+Roa+Size+Top1+Salary+Sincome+Cr10+Cfo+Loss+Soe+Ns+Inde+Growth+YEAR+INDUSTRY+ε

(4a)

本文选取A股上市公司2012-2016年样本数据，通过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类公司；(2)剔除ST等被特殊处理及期间内退市的公司；(3)剔除财务数据严重缺失的公司；(4)剔除高管团队特征数据严重缺失的公司。最终得到12342组样本，其中，发生财务重述样本3427组。本文的财务数据和高管特征数据主要取自CSMAR数据库，财务重述数据取自DIB数据库、巨潮资讯网，部分数据系个人手工收集。本文使用Stata14.0和Excel等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4b)

其中，模型(1)主要为了检验高管年龄对于财务重述的影响；模型(2)主要为了检验高管性别对于财务重述的影响；模型(3a)和模型(3b)分别构建高管学历的一元和二元模型，旨在验证高管学历与财务重述的倒U型关系；同理，通过模型(4a)和模型(4b)来验证高管社会背景与财务重述的关系。

三 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首先，我们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二)，财务重述(Restate)的均值为0.278，表明样本期间约有27.8%的公司发生了财务重述；公司高管平均年龄的均值为48.935，平均年龄最大值为61.364，最小值为35.6，不同上市公司高管年龄差距较大；公司高管平均男性比例为82.5%，男性比例最大值为100%，最小值为35.7%，表明男性高管在上市公司中占很大比重，在财务重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公司高管平均学历值为3.329(本科以上)，最大值为5(博士研究生)、最小值为1(中专)；平均拥有的社会背景为0.528，最大值为2、最小值为0，最大值与最小值存在很大差异。

淄博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现状调查与分析………………………………… 吕晓坤，韩克泉，李 忠(17.17）

根据是否发生财务重述将样本分为两组，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三)，未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高管平均年龄为49.047，高于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高管平均年龄48.643，均值差为0.404，t值为6.48，在1%的水平上显著。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高管相对而言更加年轻，初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1，即高管年龄与财务重述负相关；两组公司的平均男性占比分别为0.826和0.823，表明两组公司均约有82%的男性高管，并无显著差异；类似的，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高管平均学历3.327与未发生重述的公司高管平均学历3.298，均值差为0.029，差异在统计上显著；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高管平均社会背景0.53与未发生重述的公司平均社会背景0.522，均值差为0.008，差异较小。

(二)Logit回归分析

我们对模型进行Logit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四。第1列结果显示，age的系数为-0.0186，Z统计量为-2.50，表明公司高管年龄与财务重述行为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假设1得证。第2列结果显示，gender的系数为0.1053，Z值为0.51，表明公司高管性别与财务重述行为并无显著性关系，假设2未得到支持。这一现象的可能解释是：高管内部会形成一种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机制。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男性高管往往控制着企业管理和决策，而女性高管的参与程度十分有限，她们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当男性高管增加时，这种制衡效果越明显，男性高管内部达成一致意见的可能性越低[19]，有利于防止导致财务重述的事项的发生。第3列结果显示，degree的系数为-0.0323，Z值为-0.73，表明公司高管的学历与财务重述并无显著的线性关系，进一步，通过引入degree的二次项进行回归，结果如第4列所示，degree二次项的系数为-0.1538，Z值为-2.80，degree一次项的系数变为0.9508，Z值为2.68，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的显著，表明高管学历与财务重述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随着高管学历的提高，财务重述现象先增加后减少，假设3得证。第5列结果显示，socialback的系数为-0.0993，Z值为-1.15，表明公司高管社会背景与财务重述行为并无显著的线性关系，引入socialback的二次项后，回归结果如第6列所示，socialback的二次项系数为-0.7389，Z值为-2.95，其一次项系数变为0.7922，Z值为2.54，分别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公司高管社会背景与财务重述行为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随着高管拥有的社会背景的增加，财务重述显著先增加后减少，假设4得证。

(三)进一步研究及稳健性检验

1.进一步研究。对样本期间内导致财务重述发生的原因进行归纳，共分为六种，分别为会计问题、技术问题、敏感问题、法律法规要求、重大差错或舞弊、其他或未知。具体的财务重述的类型分布如图2所示。技术问题②并非管理者主观原因所致，不涉及会计方法的错误运用，也不存在高管的自利行为。我们认为因技术问题导致的财务重述是非风险性的，将除技术问题外导致的财务重述定义为风险性财务重述，为了验证高管特征与风险性财务重述的关系，设置如下假设：

H5：高管团队年龄与风险性财务重述行为负相关；

H6：高管团队男性比例与风险性财务重述行为正相关；

H7：高管团队学历与风险性财务重述行为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H8：高管团队社会背景与风险性财务重述行为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重新设定被解释变量Restate2，如果公司财务报表发生风险性财务重述，赋值为1，否则，为0。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均不变。按照上文设置的模型，对假设5～8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五所示。

表五第1行结果显示，age的系数为-0.0067，Z值为-0.78，表明高管年龄与风险性财务重述并无显著性关系，假设5不成立。不同于前面的结论，老道的管理者并不能防止风险性财务重述的发生，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随着人生阅历和经验的增加，一方面，高管处理会计信息时更加小心谨慎，他们能尽可能的避免财务报表计算上的错误等技术问题；另一方面，年长的高管往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20]让这些高管在操纵财务报表时更加的自信，他们认为自己经验足够丰富，能够使自身的投机行为不致被监管机构等发现，从而增加风险性财务重述发生的可能性。第2行结果显示，gender的系数为0.4408，Z值为1.86，表明男性高管占比与公司风险性财务重述行为显著正相关，显著性水平为10%，假设6得证。第3行和第4行结果显示，引入二次项前，degree的系数为-0.0202，Z值为-0.4，并无显著性关系；引入二次项后，degree系数变为1.0159，Z值为2.46，二次项系数为-0.1620，Z值为-2.53，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高管学历与风险性财务重述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假设7得证。该结论与前文的理论相一致，学历的变化会影响高管的风险偏好，进而影响公司的风险性重述。第5行和第6行结果显示，引入二次项前，socialback系数为0.021 7，Z值为0.22，并无显著性关系；引入二次项后，socialback系数变为0.6718，Z值为1.91，二次项系数为-0.5333，Z值为-1.92，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高管社会背景与风险性财务重述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假设8得证。

2.稳健性检验。为了增加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本研究通过：(1)对所有变量进行两端各1%的缩尾处理；(2)对部分控制变量进行重新定义；(3)对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进行重新回归，结果与前文的结论并无显著区别。我们认为，本文的结论具有一定的可靠性。限于篇幅，稳健性结果不予列示。

但毋庸置疑的是，我们都很陶醉于这样的体验。虽然漂移很过瘾，但在赛道上严肃驾驶时，R8 RWS在转向、制动等方面的表现并不如人意，不过能够安慰我的是，在舒适性和赛道表现这两个彼此矛盾的话题上，奥迪R8 RWS在舒适和性能之间的平衡让它更具魅力。可以说，在实用性和性能之间，奥迪做出了妥协，但毕竟生活不仅只有赛道。

四 结论和启示

基于风险偏好的视角，本文以2012-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根据“高层梯队理论”及相关研究，实证分析了高管团队特征对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重述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年龄与财务重述显著负相关，高管学历及高管社会背景与财务重述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高管性别与财务重述则无显著性关系。进一步，通过细分风险性财务重述，发现高管年龄与风险性财务重述无显著关系，男性高管比例与风险性财务重述显著正相关，高管学历及社会背景与风险性财务重述仍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

高管作为公司财务决策的制定者，对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何确保会计信息在财务报告中公允反应，避免财务报告发生财务重述是每个公司都要面临的问题。本文关于财务重述的相关研究结论，为企业内外部监管提供了新的方向。同时，本文拓展了TMT、财务重述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也对上市公司合理配置高管团队和优化治理结构具有借鉴意义。

至于收获，则是一位梦幻般的女子出现在了画家的生活当中，她的名字叫伊丽莎白·埃莉诺·希达尔。罗塞蒂惊异于她天使般的容貌与冰清玉洁的气质，将其视作自己的比阿特丽丝，并将她陆续幻化成众多浸沐在中世纪圣洁光辉下的女性。罗塞蒂的奇特在于其从身到心都沉浸在了艺术中，他无法像其他人一样，将生活和梦幻彼此分开，故而他对希达尔倾注的爱也异常奇特：他将心中的“利兹”(罗塞蒂对希达尔的昵称)完全地理想化了，圣灵化了。而这位恋人的顺从也使她像极了皮革马利翁雕刻的加拉太。如此，他们的爱情竟罩上了一层超世俗的、唯灵的色彩。这两件事情共同催化，遂使罗塞蒂的画风一意朝着现实的反方向前行，终于彻底走进了神秘的诗性境界。

注释：

① “集体主义”和“价值取向”认为，高管团队成员了避免与其他成员，尤其是与领导产生冲突，同时为了获取更高的地位和资源，往往不愿意提出不同的意见，从而无法享受高学历水平带来的积极作用。

② 技术问题是指因录入、校对、排版等原因造成的报表遗漏或错误，以及对统计、计算失误造成的报表错误进行的更正。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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