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作核雕的形式内容与艺术特色探析(2)

“北工”和“南工”核雕载体的差异，一方面是因为其历史传承的原因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不同的文化寓意、形式内容和审美诉求所决定。不同的地域文化、相异的审美取向，使得同一个艺术种类出现了南北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从表面上看，南、北核雕的差异性体现在艺术的样式和形式之上，但是从本质上看，它们的差异却是源于不同的文化和审美诉求。侧重于精神付托的北方核雕更加强调纹饰的寓意性，并不太在意雕刻的精巧和细腻，而以观赏为目的的南方核雕则更加注重题材的趣味性、纹饰的新颖性、雕刻的精致性。南、北核雕两种不同的风格样式，在艺术价值上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审美主体的好恶之别。

二、苏作核雕的形式内容

作为赏玩艺术品，苏作核雕和其他地区的核雕相比，无论在雕刻载体、题材样式、工艺手段和艺术风格等方面，都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其独特的艺术特征在文玩界被视为雅玩经典。

发端于吴越文化的江南地区，与滋养于华夏文化的北方地区不同，在文化上没有金戈铁马的彪悍，而是多了几分委婉的水乡柔情。地处江南文化艺术中心的苏州，更是在缜密精思中洋溢着清逸秀美。意识决定行动，不同的文化诉求必然体现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苏作核雕选择壁厚质细、表面平整光洁的橄榄核作为核雕的载体，可以不受制约地自由发挥，还可以精雕细琢，深入刻画。

《竹笋》吴建东

北方核雕采用被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了超自然力的“仙木”桃核作为核雕的载体，具有典型的驱邪纳吉的宗教寓意。在形式内容上，“北工”所雕纹饰也与神话传说、宗教故事、吉祥喜庆等有着紧密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方核雕雕刻的其实就是一枚驱灾祈福的信符，过多地强调了其世俗和宗教的寓意性而弱化了作为装饰和把玩的审美性。以苏州为主体的“南工”核雕则不同，在选材上，橄榄核是一种没有任何寓意的中性载体，选用它纯粹是因为其材质的致密细腻和便于雕刻驾驭。在雕刻题材上，虽然也有很多以罗汉、弥勒、观音等宗教人物为题材的作品，但其作品并非是为了宗教而作的法器，也没有太多的宗教寓意，有些只是借助宗教题材所作的观赏品，无论是作者还是玩家，从来没有将其作为具有超自然神力的信符佩戴。当人们拿着一串十八罗汉手串仔细端详时，大概谁也不会考虑它是否具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和宗教法力，考虑更多的还是它的构思是否巧妙，开相是否准确，造型是否优美，姿态是否生动，雕工是否精致。有些具有宗教色彩的题材，如“粗罗汉”挂件，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其实只是作为“明器”而为死者所作的陪葬品。从表现样式上看，“南工”更注重民间故事和世俗生活的题材，在他们的作品中，甚至连日常器具和草虫瓜果都成为表现的主体。

苏作核雕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妆饰品”，另一类是“赏玩品”。在产品形式上，“妆饰类”核雕以手串、颈串为主。在题材样式上，这类核雕以罗汉、弥勒、观音、八仙（有以八仙手中法器演化而成的“暗八仙”，还有雕刻八种不同水果蔬菜来暗合“八仙”主题）等宗教题材以及园林、童子、荷花、草虫、茶壶、貔貅、猿猴等赏玩性题材为主。“赏玩类”核雕并非随身携带的饰品，它是一种可以拿在手上赏玩的艺术品，故往往以单仔或组件的形式呈现。在题材内容上，观赏核雕更加广泛，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无论器物场景、人物故事、诗文书法皆可成为表现的主体。

明清之际的苏作核雕以文玩配件为主，故往往以单仔独件的形式出现，在题材上侧重于把玩性，娃娃、猕猴、花鸟鱼虫、园林树木无所不包。有一些涉及到生活隐私，甚至还有男女秘戏等方面的内容。清中前期的苏作核雕，除了极少数神话传说中的题材外，尚未见与罗汉、观音、八仙等宗教相关的题材。其实，当时并没有“妆饰类”核雕，也即并没有颈串、手串等形式。北方地区悬挂佩戴的核雕也并非为了妆饰，而是为了辟邪纳福，当时核雕的主要功用是作为文玩折扇的配饰，以罗汉为题材的念珠形式直到民国时期才开始由殷根福发扬光大，至于手串等形式，更是后来在颈串的基础上发展而成。

《八仙手串》范婷

进入本世纪以来，受轰轰烈烈的核雕市场鼓舞，舟山村的核雕艺人们创作热情高涨，苏作核雕也随着人们审美取向的改变而悄悄地变化。从目前舟山核雕的状况看，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老艺人们还固守在传统“妆饰类”工艺产品的程式中不断重复自己的工艺产品，而一部分后起之秀则不满足于传统的形式样式，他们另辟蹊径，无论在题材样式，工艺手段和展示方式上都力图突破。

文章来源：《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网址: http://www.hngcxyxb.cn/qikandaodu/2021/0407/6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