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部尚书是全国军事行政机关的最高长官，掌“天下武官勋禄、品命之政令，山川险易之图，厩牧甲仗之数”[1]2070，在明代政治、军事领域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其出身构成特点进行研究，有助于探析明代兵部尚书的选任条件及其仕途发展，推动对该群体的研究乃至明代政治史的研究，还可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借鉴。目前学界只有少数论著、论文涉及明代兵部尚书群体研究，且无专文探讨其出身构成。本文拟对明代掌“兵部尚书”职权者出身构成特点及其成因做专门探讨。

一 明代掌“兵部尚书”职权者人数考实

(一)现有研究成果

进行确切的人数考实，是明代兵部尚书群体各方面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础。而在兵部尚书具体人数考实上，学界众说纷纭。解文超在《明代兵部尚书任职考略》中提出“有明一代共有146位兵部尚书”[2]72；张书铭在《明代兵部尚书研究》中统计出洪武十三年(1380)至崇祯十七年(1644)期间共有114位兵部尚书[3]；黄群昂《明代兵部尚书研究》则考证得出京师共有140人担任过兵部尚书的结论[4]。造成考证人数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没有全面占有并充分利用史料，故研究结果自然不一；二是统计兵部尚书人数的标准不一致，主要表现在对划分起始时间的标准①、对“兵部尚书”②概念认识不一。

(二)统计标准与重考名单

本文以洪武十三年至崇祯十七年期间在明朝京师以兵部尚书正常任职、试职或以它职兼职、署职和署部事等形式主掌兵部事务的实掌“兵部尚书”职权者为研究对象。依据历朝《明实录》《国朝列卿纪》《国朝典汇》《国榷》《弇山堂别集》《明史·七卿年表》等文献的相关记载，并参照今人的研究成果，逐一考证，确认《七卿年表》所载121人中，除胡汝砺、刘储秀、范鏓、严清、涂宗浚、刘天和等6人外③，其余115人均无误。此外又得其阙载者13人，具体如下：洪武十五年，何礼举为兵部尚书[5]156；二十四年，马麟“以大理寺署尚书事”[5]156；嘉靖三年，金献民西征未还，“惟右侍郎郑岳署部事”[6]1187；十年，王时忠上任前，陈洪谟为“兵部署部事左侍郎”[6]2986；三十七年，杨博视师宣大后，“令刑部尚书郑晓暂署兵部事”[6]7731；同年六月“令江东署部事”[6]7769；万历二十五年，石星革职候勘，“命兵部侍郎李祯署本部印务”[7]5747；四十年，王象乾尚未到任，命“孙玮署掌兵部各印信”[7]9271；天启二年，张鹤鸣行边回部前，“令左侍郎张经世暂署印务”[8]1137；十月陈邦瞻为“兵部署部事左侍郎”[8]1352；三年，董汉儒丁忧后，李瑾为“兵部署部事左侍郎”[8]1979；五年，兵部左侍郎张凤翔“暂署部事”[8]2756；崇祯十年，王业浩以“兵部右侍郎升”任[5]168。兹汇总《明史·七卿年表》所载掌“兵部尚书”职权者及上述考证成果制表如下。

由上表可知，自洪武十三年至明亡，掌“兵部尚书”职权者共128④人。其任职形式多样，有正常任职、署职、署部事、以它职兼职。正常任职者有113人。署部事者12人，为马麟、郑岳、陈洪谟、江东、李祯、李鋕[7]9928、魏养蒙[7]10177、杨应聘[7]11269、张经世、陈邦瞻、李瑾、张凤翔。署职者2人为孙玮、郑晓。以它职兼职者1人，为郑继之[7]9864。其中，正常任职者占总数的88.28%，是掌“兵部尚书”职权者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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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依据同表二。

二 明代掌“兵部尚书”职权者的总体出身构成特点及其成因

(一)明代掌“兵部尚书”职权者的总体出身构成特点

1.明代掌“兵部尚书”职权者出身构成多样。从整体看，其出身成分复杂，有荐举、学校、科举、吏员、荫叙、归附等6类，其中科举一类又分为一甲、庶吉士、二甲进士、三甲进士和举人，足可见其构成多样。从途径看，明代文官有正途、异途之分⑤。科举、学校出身为正途，前者人数最多，为109人，占总人数的85.16%，位列第一。学校出身者8人，占总人数的6.25%。其中7名为国子监生，1名为太学生。荐举、吏员、荫叙、归附等出身为异途，荐举出身者8人，占总人数的6.25%，多以人才、儒士、文学三科被朝廷举用。吏员、荫叙归附者各一人，以战功或政绩授职。可见，兵部尚书的选任重视才能，虽以科举等正途为重，但对非科举出身的“适用之才”不拘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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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要写的关键词是“幸福”,但用了形象化的笔触,比如“心里却急烈地跳动”“挤进他底心”“晕倒”“痴呆”等。并且用他想的曾经“孤零”“单独”“孤独”的他来反衬,进一步凸显此刻的幸福。

统计依据：现存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履历便览》《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宁波出版社2016年点校本)，《明代登科录汇编》(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影印本)，《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台湾华文书局1969年影印本)，《明实录》(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印本)，(清)张廷玉《明史》卷一一一及卷一一二《七卿年表》(中华书局1974年本)，(清)谈迁《国榷》(中华书局1958年校补本)。

由表二可知，明代掌“兵部尚书”职权者在出身构成上呈现出以下总体特点:

对明代掌“兵部尚书”职权者的总体出身构成特点进行分析，有利于推进该群体乃至相关政治领域的研究。本文以128位掌“兵部尚书”职权者为统计对象，根据《进士登科录》《进士履历便览》《明实录》等相关史料对其出身进行考证、统计和整理，按出身成分划分为荐举、学校、一甲进士、庶吉士、二甲进士、三甲进士、举人、吏员、荫叙、归附十类，并统计各类人数和所占比例，遂得下表：

2.掌“兵部尚书”职权者出身构成以三甲进士为主且独重科举，是明代科举制度和文官铨选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一随着明代科举制度的逐步发展完善，其逐渐成为明代最主要的选拔官员的途径。铨选的客观性和公平性要求其选官标准趋于规范和统一，这就促使了选官标准不得不与当时最具选拔公平性和规范性的科举制度联系起来，科举出身者占绝对多数就反映了这一点。其二，明中后期形成了铨选“独重进士”的局面[10]115。“有明一代，最重进士，凡京朝官清要之职，举人皆不得与”[11]295，天顺以后，进士出身者在铨选和升迁中占尽优势，中央和地方上的要职皆被进士所占据。而进士群体中以三甲进士数量最多，因此兵部尚书出身构成中三甲进士出身者占多数。

3.掌“兵部尚书”职权者出身构成以三甲进士为主。在其出身构成中，三甲进士出身者66人，占总体的51.56%，位列第一，是兵部尚书的主体部分。二甲进士出身者32人，占25.00%，居第二位。学校和荐举出身者各8人，占6.25%，并列第三。庶吉士出身者6人，占4.69%，位列第四。

范坚强的脸在烟火下一明一暗，他长长地吐出一口烟，将快要燃尽的烟丝抖进易拉罐。“嗞”的一声，易拉罐里显然有水。他靠在椅背上，冷笑一声，道：“做了？”仿佛在回味男子刚才那句话。男子紧张地看着他。他望着影影绰绰的院落，说：“放别人一条生路，也是放自己一条生路。”

(二)掌“兵部尚书”职权者出身构成总体特点的成因

1.有明一代掌“兵部尚书”职权者出身构成多样主要是由明初期不拘一格的选材方式造成的。明初是中国古代少有的铨选不拘资格时期[10]114，明太祖采用“多途并用”的选才方式，惟才是举，不拘资格，使得兵部尚书的选官来源十分多样。不仅荐举在选官来源中占有重要地位，进士、监生和吏员为主的杂流也同样受到重视。但“多途并用”的盛况只在明初昙花一现，天顺以后选才方式逐渐拘泥于资格，选官开始“独重进士”，出身构成也趋于单一。

2.掌“兵部尚书”职权者中科举出身者占比为六部最高。在128人中有科举功名者共109人，占总人数的85.16%。据陈延轩统计[9]69，吏、户、礼、兵、刑、工部尚书中科举出身者占比依次为，77.68%、70%、76.4%、80%、77.94%、74.78%，可知兵部尚书科举出身者占比最高。本文重新考证的掌“兵部尚书”职权者科举出身者占比为85.16%，对比目前研究成果，其科举功名者占比仍为六部最高。

3.掌“兵部尚书”职权者中科举出身者占比为六部最高具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兵部尚书作为在京要员，处理日常军政事务，需要一定的文化素质，但在兵部尚书选任条件中文化素养并不是最主要的标准，对文化素养要求最高的反而是礼部尚书，礼部尚书的选任人选大都是博学硕儒、文采华美者。分析可得知，各部科举出身者占比都在70%以上且比例差别不大。因此掌“兵部尚书”职权者中科举出身的人数占比最高很可能是偶然因素导致的，但其占比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化素质是兵部尚书选任时的重要的考量因素。

三 明代各时期掌“兵部尚书”职权者出身构成变化及其成因

(一)各时段特点及其变化

表二虽能体现明代掌“兵部尚书”职权者出身构成的总体特点，但无法表现不同时段其出身构成的变化，为进一步考察其出身构成的变化趋势，需分时段对其的出身构成进行分析。本文参考学界通行分期，将洪武十三年至崇祯十七年这265年划分为三个时段，以90年为大致单位。即洪武十三年至天顺为明前期(1380-1464)、成化至隆庆为明中期(1465-1572)、万历至崇祯为明后期(1573-1644)。现将其出身构成分明前、中、后期三个时段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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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活水资源管理“严”字经——访山东省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局长王永胜……………………………… 张瑜洪，田灵燕，刘岩岩等(17.63)

由上表可知，明代掌“兵部尚书”职权者的出身构成在各个时段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特点：PHam.

1.明前期掌“兵部尚书”职权者出身构成“选自多途”，以荐举、学校、二甲、三甲、举人等5大类为主且人数分布较为均衡。在洪武十三年至天顺八年的85年间兵部尚书共有31个。就各类出身成分来看：学校和荐举出身者各8人，占同期总数25.81%，并列第一；三甲进士出身者5人，占同期总数的16.12%，位列第二；二甲进士出身者4人，占同期总数的12.90%，位列第三；举人出身者为3人，占同期总数的9.67%，位列第四。这五类共28人，占同期总数的90.31%，是明前期兵部尚书出身构成的主体部分。单看主体部分，各类出身成分人数差异不大，分布较为均衡。后三类吏员、荫叙、归附各一人，都占同期的3.23%。综上可知，明前期兵部尚书出身多途，不拘一格，各类出身皆有出任兵部尚书者。需要指出的是，荐举、学校、吏员、荫叙、归附等出身者全部出自明前期，这是明前期独有的现象。需说明的是，明朝唯一一个以吏员升任兵部尚书的徐晞，其升任兵部尚书的原因是因为结交权珰。《国朝列卿纪》载，徐晞“有巧佞才，外示谦厚，心怀机械，多以智术笼人，又善结中官王振”[12]579。

利用上述练习，让学生对whatever与no matter what进行区别记忆，将两者进行类比记忆，知晓不同语境下，不同句子中对二词的区别理解，明白什么时候，何种情况二者可以替换使用。

2.明中期掌“兵部尚书”职权者出身构成唯进士一途。成化至隆庆108年间共47位尚书，全部进士出身。其中三甲进士出身者27人，占同期总数57.45%，排名升至第一；二甲进士出身者13人，占同期总数34.04%，升至第二；庶吉士出身者4人，占同期总数8.51%，为最末。与明前期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是首次出现庶吉士出身的兵部尚书。二是二、三甲进士出身者的人数差异在拉大。明前期三甲进士出身者仅比二甲进士出身者多一人，到明中期前者比后者几乎多一倍，二者同期所占比例的差异由明初的3.22%变为明中期的23.41%。由此可见，明中期进士出身者中三甲进士是主体。

3.明后期二、三甲进士出身者人数差距持续拉大。万历至崇祯的72年间，共有50位名兵部尚书。其中三甲进士出身者34人，占同期总数68.00%，位列第一；二甲进士出身者12人，占同期总数24.00%，位列二位；庶吉士出身者2人，占同期总数4.00%，位列第三。一甲进士和举人出身者各1人，并列第四。与明中期相比，明后期出身成分明显多于明初期，首次出现了一甲进士出身的兵部尚书。三甲进士出身者占比明显提高。与明中期相比，明后期三甲进士出身者几乎是二甲出身者的人数的三倍，同期所占比例差异为44.00%，比明中期多23.41%，二者差距进一步拉大。值得注意的是明后期再次出现了举人出身的兵部尚书。

(二)各时段掌“兵部尚书”职权者出身构成变化的成因

1.明代掌“兵部尚书”职权者的出身构成由明初的“选自多途”到明中后期“独重进士”的发展变化，是选官途径发生变化的具体反映和皇帝怠政、懒政和行政能力不断退化的自然结果。其一，选官来源由“不拘资格”到“独重进士”导致了明中后期兵部尚书出身构成几乎只进士一途的结果。嘉靖以后完全形成了铨选“独重进士”的局面 [10]114，所以明中期呈现出唯进士一途的特点，兵部尚书进士出身者从明初期到明中期占比快速提高也是具体反映。其二，明初朱元璋乾纲独断，行政能力极强，是整个明代皇帝勤政之第一人。其极强的行政能力和有效地管理措施保证了“多途并进”的用人政策得到贯彻，导致明初的荐举、科举、学校出身的兵部尚书人数几乎相同，选拔的官员出身构成多样。此时铨选机制并不完善，皇帝也并不依赖铨选系统，其发挥的作用并不大。到明中后期，皇帝行政能力逐渐减弱，甚至存在怠政、懒政的情况。在选才上依赖铨选系统，对于铨选“独重进士”的局面也无力改变。如嘉靖皇帝多次提倡选官不论出身，鼓励保举，不拘泥于进士一途，但成效不佳。

2.二、三甲进士出身者人数差距持续拉大则与其本身群体数量差距有关。明代的三甲进士总量多于二甲进士，明朝51科三甲进士的人数是二甲进士的2.9倍[13]123，而明后期，掌“兵部尚书”职权者的出身构成中，三甲进士出身者也几乎是二甲出身者的人数的三倍。可看出，二、三甲进士出身者的自身群体数量差距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因。此外，科举制度逐渐成熟完备和铨选的愈重资格对二三甲进士出身者的仕途有着重要影响。科举制度的越发完备，不仅使各功名的录取人数和比例固定外，也使得二三甲进士在初授官职中存在着一定等级差别。在明中后期官员几乎全是进士的情况下，虽然出身构成对官员的任职经历并不起决定作用，官员的任职更大程度的受个人能力的影响，但三甲进士本身的初授官职与二甲以上进士本就存在等级上的差别，在升迁中，二甲进士相对于三甲进士来说也更具优势，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中后期二三甲进士出身者在掌“兵部尚书”职权者中的人数差距。

在明代官员选人来源体系中，无疑进士的仕途是最为光明和显耀的[14]506，这一点也很好的反映在了明代掌“兵部尚书”职权者的出身构成中。从静态看，其出身构成多样，体现了明初“多途并用”的选才方式。选官不拘泥于资格，为兵部选取了一大批有才之士，有利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从动态看，其出身构成从“选自多途”到“独重进士”的发展变化，提高了官员队伍的整体文化素养，是铨选追求形式公平和客观的体现，也是明代科举发展和铨选制度发展的映射，与明代政治发展息息相关。

注释：

① 现有研究成果对统计明代兵部尚书人数的起始时间有两种划分标准。一是洪武元年至明亡，二是洪武十三年至明亡。如解文、黄文以洪武元年为起始时间，张文以洪武十三年为起始时间。

② 目前学界对明代兵部尚书概念的界定十分模糊。解文认为凡文献有载的兵部尚书均为兵部尚书；张文所研究的兵部尚书群体是指在京城坐镇并掌兵部实权者；黄文以京城坐镇的兵部尚书为实任兵部尚书，包括实际未上任者。

③ 据《明武宗实录》卷六一“正德五年三月丙辰”(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印本，第1334页)载，胡汝砺“未至任而卒”；《明世宗实录》卷三三二“嘉靖二十七年正月癸未”(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印本，第6094页)载刘储秀未赴任，同书卷三四七“嘉靖二十八年四月丙辰”(第6291页)载范鏓未任被削籍；《国朝列卿纪》卷四七《兵部尚书年表》(第372页)载严清未赴任；《明神宗实录》卷五二三“万历四十二年八月丙午”(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印本，第9855页)、卷五二六“万历四十二年十二月丙子”(第9899页)载，涂宗浚于万历四十二年八月虽被命回部管事，但仍在宣大督师，直至万历四十三年十二月回籍，实未赴任；《明世宗实录》卷二五三“嘉靖二十年九月己亥”(第5086页)载刘天和专任提督团营。因此以上6人均不计入。

④ 相比现有研究成果，可知嘉靖朝郑岳、陈洪谟、郑晓、江东、万历朝李祯、孙玮、天启朝李瑾、张凤翔、陈邦瞻、崇祯朝王业浩等10人为本文首次考证补入。

不同的土壤有不同的深松要求，而且土壤的墒情较好时，深松作业的难度相对低一点，反之，深松作业难度较大。在深松整地时，应该根据土壤墒情确定，不能盲目深松，土壤含水量较小、较大都会导致深松作业质量较差，出现体积较大的土块、深松沟等，作业过程中的阻力也比较大。因此在深松作业过程中必须要对土壤进行详细观察，在墒情适宜时开始深松作业。

⑤ 明代文官有正途、异途之分，“凡经学校和科贡出身者，皆属正途，非以上出身者则被视为异途”。详见郭培贵教授：《明史选举志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3页。

参 考 文 献

[1] [明]胡 广.明太祖实录[M]. 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2] 解文超.明代兵部尚书任职考略[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8(6).

[3] 张书铭.明代兵部尚书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4] 黄群昂.明代兵部尚书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

[5] [清]谈 迁.国榷[M].北京：中华书局，1958.

[6] [明]张居正.明世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7] [明]顾秉谦.明神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8] [明]温体仁.明熹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9] 陈延轩.明代礼部尚书群体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

[10] 郭培贵.论明中后期铨选的“独重进士”[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0(5).

[11] [清]赵 翼.陔余丛考[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12] [明]雷 礼.国朝列卿纪：第522册[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3] 郭培贵.明代庶吉士群体构成及其特点[J].历史研究，2011(6).

[14] 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